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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股骨骨折患者，术后三个月，接骨板在体内断裂，骨折端移位，刺破股动脉，大出血死亡。

    胫骨平台骨折患者，术后两个月，接骨板螺钉松动，骨不连，二次手术取出时发现接骨板表面已有肉眼可见的裂纹。

    脊柱内固定系统，术后感染，高烧不退，最终多器官衰竭死亡——感染源头被追溯至植入物包装密封不严，术中污染。

    每一起事故背后，都是一条或几条人命。

    每一起事故，刘振华都“处理”过。

    压下报道，协调赔偿，修改事故鉴定结论，将“产品缺陷”改为“患者个体差异”或“术后护理不当”。

    然后，“康健”公司的产品继续上市，继续销售，继续植入一个又一个患者的身体。

    作为回报，赵康会定期往刘振华指定的账户里打钱。

    有时是现金，有时是“咨询费”，有时是“项目合作款”。

    金额从最初的五万、十万，到后来的三十万、五十万。

    刘振华的账户像滚雪球一样膨胀。

    他在市中心买了三套房，送儿子去了澳洲读书，给妻子开了家美容院。

    生活光鲜亮丽。

    代价是那些死在手术台上，或者术后在痛苦中挣扎许久才断气的陌生人。

    刘振华第一次“处理”事故，是六年前。

    那时他刚当上监管科副科长，手里有点小权，但还没到能决定生死的程度。

    “康健”公司也还只是个小型加工厂，做点低端的骨科耗材，质量一般，但价格便宜，在某些基层医院有点市场。

    那天下午，赵康拎着一个黑色手提包，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。

    包很沉，放在桌上时发出闷响。

    “刘科长，一点心意。”赵康脸上堆着笑，眼角皱纹挤在一起，“听说您儿子要出国了？这点钱，就当是叔叔给的赞助。”

    刘振华没动。

    他看着那个包，拉链没拉严，露出里面一沓沓红色的钞票边角。

    “赵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他的声音很平静。

    “没什么，交个朋友。”赵康坐下来，自己给自己倒了杯水，“其实今天来，是有件事想请刘科长帮帮忙。”

    “你说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厂子前段时间出了一批接骨板，有个患者用了，术后感染，没救过来。”赵康的语气轻描淡写，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，“家属闹得厉害，说要告我们。其实这事吧，真不一定是产品问题。手术环境、医生操作、患者自身抵抗力，都有可能嘛。”

    他喝了口水，看向刘振华：“我知道刘科长认识卫生系统的人，能不能帮忙打个招呼，把事故鉴定结论……往‘术后护理不当’或者‘患者自身感染’的方向引一引？当然，该赔的钱我们赔，绝不会让家属吃亏。就是别把‘产品缺陷’这几个字写进报告里。您也知道，我们小厂子，经不起这么折腾。”

    刘振华沉默着。

    他当然知道“产品缺陷”和“术后护理不当”的区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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